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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人行动,实系幻影; 他们忙乱,真是枉然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[推荐]被功能化的我们  

2006-03-22 23:50:25|  分类: 假读书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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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很郑重的推荐这篇文章,它触动了我的这几天在想的一些东西,我今天在2006年第2期《读书》上看到这篇文章,在网上搜出来,记在这里吧。

被功能化的我们
田 松
王蓓走了。我很意外,却不觉得特别的震惊。这些年来,有太多的人以非常寻常的方式骤然离去。十年前,我曾经为一位割腕而去的女孩子沉重了许久,虽然我们也只有一面之缘。我多次试图成为她,想象她离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,最后又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她作出决断。然而那时,这些都超出了我的想象。直到后来,在暗黑的夜里身心俱疲的时候,似乎才略有体会。谁说那不是解脱呢?

人是脆弱的,脆弱得像根芦苇。只不过,是会思考的芦苇。就是这比芦苇多出来的一点点,让我们能够意识到脆弱本身。

在王蓓追思会上说,莽萍老师说,她感到遗憾,没有能够在王蓓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把她从永恒的黑夜中拉回来。也许那时就是这样,只要有一点点光亮照在王蓓的脚下,就可能让她回头。我能够感受到莽萍的心痛。参加追思会的大多数人都是从事动物保护事业的,当他们看到黑熊在铁牢中被活体取胆,看到狐狸被活活地剥下一身猫皮,看到将被屠宰的猪和牛被注水,都会感到动物们的疼痛,并因为这疼痛而生出对弱者的怜惜,从而挺身而出,以同样弱小的声音为动物们抗争,更何况他们之中的一位优秀的同志轰然坠地呢!那一刻,该多么疼啊!

莽萍老师说,她忽然发现自己并不了解王蓓,每一次见面,每一次接触都是因为工作,她们最后的交往也是因为工作,两个人都为动物福利的国际会议身心俱疲。莽萍说到这里的时候,我忽然想起以前写过的一些事情。诗人海子死后,他的朋友们为他整理遗物,忽然发现,他们对海子的个人事务几乎一无所知。他的家庭,他的爱情,他的健康……全都茫然不知。甚至找不出一张海子的照片来!他们的交往几乎都是纯精神的交往,与世俗无关,与肉身无关。那时,我忽然意识到,我们自己正处于类似的状态。当时我还是文学青年,有着一群身怀文学野心的朋友们,我对他们说,如果有一天,我们中的某一位也突然离去,我们对他文学之外的事情,恐怕是同样的无知吧!然而,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更多呢?

我给老丁打电话,问:你们两口子的感情怎么样啊?他一愣,说:很好啊。然后问: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个问题了?

的确,对于我们这些朋友来说,这样的问题是不在讨论范围之中的,甚至是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谈。我的同龄人大多有过这样的经历,刚刚工作的时候,马上就会有年长的女同事热心地询问家庭情况,张罗对象。这种行为被我们嗤之以鼻。我们认为这是落后的、低俗的。而我们自己则有着代表未来的代表进步的与时俱进新理念,我们追求超俗的的爱情,我们追求纯粹的精神。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放在眼里,介绍对象,多俗啊!果然,社会进步了,现在,这样的年长女同事已经不多了。甚至,每一位同事都本能地回避知道他人的生活状态,那些从前人们第一次见面可以谈论的话题:你多大了?父母做什么工作啊?兄弟姐妹几个呀?都在做什么呀?有对象没有啊?对象干啥的?乍认识的?啥时候结婚呐?乍还不要个孩子呢……所有这些,都被打成了一个包,贴上了封条,封条上写着:隐私。隐私是神圣的禁忌,不可触碰。我们主动地不碰别人的隐私,也不愿自己的隐私被碰。保护自己的隐私,远离他人的隐私,成了我们遵从的新道德。而当一个人去掉了隐私,他的情感世界,他的肉身,与之血肉相连的触角和枝叶也就被去掉了。只剩下他所承载的功能。

我们每个人都被功能化了。我们所接触的,都是一些功能化的符号。这个人是卖保险的,那个人是做佛学的,这个人是处长,那个人是资料员……每个人都是某些功能的化身。每一种功能就象一盏聚光灯,把一个人照亮。一个人如果不能承担某种功能,就会遁入黑暗,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我们只与他承载的功能打交道,而不关心或者不能关心这个承载这个功能的芦苇,芦苇的纹理。

1990年代初期,我在《中国经营报》工作了短暂的几个月,曾经领一时风骚的《精品购物指南》就出自这家报社。报社有一个管理原则让我困惑了很久,叫做:不听解释。你迟到了,不用解释,解释也不听,扣钱。你没有按时交稿,不用解释,解释也不听,扣钱。理由也很简单:工作上的所有失误都会有具体的原因,这些原因都属于你私人的问题,与工作无关,所以你不需要解释,也不需要听你的解释。据说,这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。

社会的确变了。在以往的时代,每个热情的女人都会变成年长的女同事,张罗着新同事的恋爱和婚姻。老式的朋友之间最关心的首先也是这些。人与人之间如土壤般胶着在一起,生长着数不清的爱恨情仇。而今天,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像沙粒,像齿轮,彼此界限分明,因为功能而接触,又因为功能而分离。甚至在我们这些自命不俗的人中,这种功能化更加严重??虽然我们可以用另外的名词来替代,比如理想、精神或者道义,但是理想、精神和道义难道不也是另一种功能吗?我们因为环保事业而聚集起来,我们因为动物保护的事业而聚集起来,我们因为生态伦理的事业而聚集起来……事实上,我们这些道义之交更加看中精神的纯粹性,因而也就更加主动地不去关心同道的隐私,更加不会主动地向他们倾诉。为了自己私人的事情去打扰志存高远的同志们,是不好的,可耻的,大家都忙啊。我们不会去参与、更不会干预朋友的婚恋,我们有高尚的理由??这是他个人的事情,我们相信他会处理好。什么事情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呢?当然是工作,是他所承载的功能。

作为功能的承载者,工作本身是神圣的。完成工作成为我们的最高的道德。我们不知道王蓓最后的决定预谋了多长时间,但是我们知道,王蓓一直到最后都没有疏忽她的工作。而她私人的苦楚,她的隐私,则在封条之内,我们不会主动去碰,她自己也不会主动打开。

会上,很多老师都提到,我们要放松自己,多和朋友交流,不要一个人担着。也有人说到了快乐环保。但是,我们能够与朋友交流的,能够让朋友分担的,都只会是芦苇的功能,而不会芦苇的脆弱本身。从土壤到沙漠,社会进步了吗?

本来是想要写一篇纪念王蓓的文章,写出来,却成了这样。

我和王蓓也只有两面之缘。一次是在莽萍老师组织的野生动物园考察的发布会上,一次是在广化寺放生法会上。话说得也不多。后来稍微多了几个回合的电子邮件,也接到了她的几个电话,是因为她翻译了一些关于欧洲农场动物福利的规章,希望我能帮她找找出版社。我联络了几家,都没有成,也就算了。这些交往当然也是功能性的。

在参加王蓓追思会的前一天,我看到了王蓓的简历,发现她是北外英语94届的毕业生,忽然意识到,我以前的朋友中,应该有两位是她的同学。只是,在我进入了学术圈,功能发生转化之后,与她们的交往已经下降到每年见不到一次面的水平,甚至有一位已经大约两年没有通过电话。我努力地找了她们的电话,却没有能够打通。 

就算我打通了,我会对王蓓的了解更多吗?

苏芮在1980年代就唱过:是我们改变了世界,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?我们希望改变世界,希望动物们拥有作为一个物种的权利,希望人的世界能够更加公平公正,可是我们自己,早已经被人的世界的改变所改变了。

王蓓是优秀的,而越是优秀的人,她的功能就越被强化,越被关注,她的芦苇的脆弱越被隐匿。我们不能追回王蓓,甚至,也拦不住我们身边其他优秀的人再走王蓓的路。
这个世界已经变了。

我忽然怀念那些有着很多年长的热心女同事的时代,那个时代还会回来吗?
我想不能了吧。
我很悲观,而同时依然负责地承担者我的功能。我想停下来,唱一支歌儿,但是听众在哪儿?

日暮时分/片片鸟羽垂下/有谁/在倾听我们的歌唱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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